毛澤東：誰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對!

　　聽匯報是一種間接的調查研究方法，會不會聽匯報，也是反映領導人思想水平和領導方法的重要標尺。在這方面，毛澤東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寶貴的經驗和方法。

　　“誰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對“

　　1956年春節(jié)前夕，時任石油工業(yè)部副部長的康世恩接到通知，要他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他聽說有些部門已經匯報過了，就打電話詢問該怎樣匯報。得知毛主席問得非常詳細，康世恩春節(jié)都顧不上休息，抓緊時間準備材料，并寫出了匯報提綱。2月26日，他正式到中南海勤政殿匯報。康世恩回憶說：“我照著提綱念了一段，主席打斷說，你不要念了，我這里也有本本，就隨便說吧!”接著，整個匯報便在毛澤東和康世恩的一問一答中進行。康世恩后來回憶說：“這次匯報在我腦子里打了很深的烙印……從最基本的知識到發(fā)展戰(zhàn)略，都是毛主席關心的內容。毛主席嚴謹?shù)目茖W精神和一絲不茍的求實態(tài)度，為我們樹立了光輝榜樣，使我受到一次極其深刻的教育。”

　　毛澤東不喜歡照本宣科式的匯報，甚至明確說過：“誰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對。”與“念稿子”相比，口頭匯報至少有兩點好處：一是實話多，套話少;二是防止虛與委蛇。毛澤東強調：匯報“有什么辦法使人聽了不致忘記?講存在的問題，要舉事例，把人指出來，不舉事例等于無用，別人不好懂”。1952年10月28日，毛澤東外出視察途經徐州，剛下火車，就提出聽匯報。徐州市負責人表示事先不知道主席要來，沒有準備。毛澤東說：我就愛聽沒有準備的匯報。

　　很多向毛澤東匯報過工作的干部，都覺得毛澤東提問題總是很細、很專、很深，且常常宏觀、微觀兼具。毛澤東向匯報人所提的問題，看似隨意而問，實際上事先是有所考慮的，大都與工作中的需要有關，與他正在思考和研究的問題有關，故而是有針對性的，是為了進一步了解問題，尋找解決辦法。

　　“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否則就會浪費時間“

　　1957年9月5日，毛澤東在武漢召集湖北省委負責人王任重和一些地委書記座談，中心議題是總結農業(yè)合作化的經驗。這天下午三時開會，按照安排，毛澤東的座位在中間，一邊是記錄員，一邊是王任重，其他人面向毛澤東。毛澤東一看說：“這不是三堂會審嗎?還是圓桌會議好，沒有主席臺，不要記錄席。”隨后，工作人員很快作了調整，排成圓桌開會。

　　毛澤東開場第一句話就說：“同志們接到提綱沒有?現(xiàn)在可不按提綱發(fā)言，暢所欲言、言無不盡。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否則就會浪費時間。”沒想到會議竟冷場了一刻鐘，后來大家雖然發(fā)了言，但講的是一個調子，眾口一詞，只講農業(yè)合作化的優(yōu)越性，而對合作化存在的問題避而不談或輕描淡寫。聽著這樣的發(fā)言，毛澤東實在有點不耐煩了，便打斷大家的話說：“休會，明天再開。”他讓工作人員轉告王任重同志，明日開會，中心議題是農業(yè)合作化的規(guī)劃問題。要暢所欲言。王任重連夜召開省委書記處會議，重新研究、討論規(guī)劃問題。

　　第二天上午繼續(xù)座談，王任重等幾個人詳細匯報了湖北省農業(yè)發(fā)展未來幾年的規(guī)劃問題。終于，大家看到了毛澤東的笑容。臨近中午，毛澤東宣布休會，并直言不諱地說：“昨天的會議使我失望，今日的會議使我高興。你們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毛澤東要求把“三堂會審”式桌椅換成圓桌式，意圖就是要拉近跟大家溝通的距離，盡量減少上下級的感覺，造成一種融洽氛圍，以期與會者能夠平等交流，坦誠溝通，可謂用心良苦。毛澤東兩次強調“暢所欲言”，也是希望能多了解一些真實情況，希望發(fā)言者“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

　　1959年毛澤東主持召開以糾“左”為主題的第二次鄭州會議，重點是反對“共產風”。通過討論，會議形成了著名的整頓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方針。據(jù)王任重日記載，為了切實了解各大區(qū)書記對這個方針的認同程度和真實想法，“通過這個文件時，毛主席把我們找到他住的火車上，他為了察言觀色，讓各大區(qū)書記坐在他的對面，一個一個地征求意見，問大家是不是思想真的通了，并說‘可不要我打你通’”。

　　“把空氣搞得活潑些，使大家不拘束”

　　毛澤東聽匯報，往往喜歡主動創(chuàng)設一種輕松愉悅的談話氛圍，通過了解匯報人的家庭、籍貫、學習和生活等來增進對匯報人的熟悉和認識，并以他淵博的識見和寬闊的視野在不知不覺中教育啟發(fā)干部，給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到了河南，他就講關云長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說關云長本不姓關，因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關人家問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說不上來，一看這里是潼關，就說我姓關。毛澤東講這些掌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采用這種方法，把空氣搞得活潑些，使大家不拘束。”

　　毛澤東非常擅長選擇匯報人所熟悉的話題作為開場白，以此活躍談話氣氛。據(jù)曾任中央領導俄語翻譯的師哲回憶，1940年3月底，他在延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顯得有些緊張，毛澤東就問：“你是哪里人?”“韓城人。”“噢，你和司馬遷是同鄉(xiāng)。”師哲說：“這句話像一只靈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們交談的話題，激起了我萬千思緒……毛主席初次和我談的這一席話，使我感到他明達開朗，學識淵博，思路開闊，博古通今 ”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聽取國務院城建總局局長萬里匯報工作。一上來，毛澤東就問萬里是什么地方人?答：山東人。又問：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答：沒有看過。毛澤東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正式匯報前的一個小插曲，使當時相對嚴肅的氣氛一下輕松活躍了起來。

　　其實，毛澤東往往是借助看似閑談性的“插曲”，教育干部多學習、多讀書以加強文化修養(yǎng)，掌握工作方法，提高領導能力。曾任地下黨三十八軍工委委員、統(tǒng)戰(zhàn)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西藏工委副書記的范明，1942年去延安向毛澤東匯報統(tǒng)戰(zhàn)工作，毛澤東聽完后，沒有對匯報作任何評價，沉默了一會兒忽然問道：讀過《三韜六略》《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嗎?答：讀過。毛澤東說：讀過了好，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不但要有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基礎，還應有中國古老哲學的方法論。由此看來，不論問籍貫、講掌故，還是談歷史，毛澤東看似隨性而為，實則有其明確的現(xiàn)實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