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
王沈(生卒年不詳),字彥伯,高平(今山東巨野)人。西晉文學家。
王沈出身寒素,雖少有俊才,又不取與世沈浮的態度,遂為豪門所壓抑。仕郡文學掾,不盡得意,大概于晉武帝死后不久,“王政凌遲,官才失實”,即辭官歸隱,“還終于里閭”(《晉書·本傳》)。晉承襲并發展了曹魏的士族門制度,不用說似王沈一般的寒素之士,就是像左思,雖有貴嬪妹妹相撐持,亦感到沉重的壓抑,故而寫作《詠史》以抒懷。王沈歸隱以后,對于制度所造成的人才途路上的障礙,相比較而言較之左思還要清醒:“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于華屋,疏飯襲跡于耨耕。”士族制度本身只能是封建最高統治者與其相蔭襲的王公貴族,共同分享權利、財產、尊榮等方面的制度化、合法化而已;作為寒素之族只能在這種制度下被宰割被役使,“欲適煌煌之堂”,簡直就是癡想。何況制度本身所產生的弊端必然是:“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附形。”人才標準參照系的錯訛,價值觀念的本末倒置,必然滋生出更多的丑惡行為和丑惡的心態,要保持人格的不扭曲,生于斯時則極為不易,何況還要以不扭曲的人格而“欲適煌煌之堂”就更不易了。因此王沈不僅以此繩己,還以此誘人而作《釋時論》。
《釋時論》仿對問體,設有冰之子發問,從常與非常提出許多詰難,而王沈以一個智者的面目予以辨解。其中心點則是,從一般難及個別,就必然生出眩惑;從正常推及不正常,就必然產生不解。就時間而論,對每個人都應是平等的;而就機遇而論,每個人的情況就會千差萬別。只有辨別時與時的不同,才能洞悉當今社會的訣竅;只有辨別時與機遇的不同,才能透徹人生的曲折。在王沈看來,只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不能用常道來觀察非道,從一般論及個別。既然當今之世,“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凌云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眾途圮塞,捉足何錯!”從而渲瀉了他的憤激之情。王沈似乎在向有冰之子闡釋,實際上則是王沈自己所取的一條現實路線及自己所取這條路線的現實根據。
在晉,先是有劉毅用諫的形式表示了對士族制度的否定;后是左思用詩的形式表示了對士族制度的憤慨;而王沈是用論的形式提出了對士族制度的控訴。這足以說明王沈在當時所達到的認識高度及深度;由此可以確定王沈在思想認識史上和西晉文學史上的地位。至于稍后的松滋令吳郡蔡洪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嘆息”(《晉書》本傳),就更證明了這一點;再后來的干寶作《晉紀總論》,再次汲取王沈的意見,就又一次證明了這點。
王沈著作多佚,僅《晉書》存《釋時論》。